这是71年3月的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从插队的新浜公社出发回松江县城看望母亲。我步行走在沪杭线铁路上，从新浜到松江一共两站路，如果按一般走路的速度，到松江城需要3个半小时。那时我们那一片的知青回家，为了省钱，经常以步代车。

        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的天气，铁路线两边可以看见一望无际的油菜地，黄灿灿的油菜花开满了整个田野，象金色的海洋，在春风的吹拂下，波涛翻涌。根本看不见格子化的田地和修得笔直整齐的田岸和小路。花的海洋映射着太阳的光芒刺激得你睁不开双眼，看的时间长了叫人头晕目眩。整个大地弥漫着油菜花浓浓的醉人的芳香。

        一大片一大片的紫云英绿色的枝叶烘托着紫色的花朵在微风中轻盈摇曳，时起时伏。江南三月的的紫云英也是农田的主要植物。农民们种植紫云英是派作绿肥用，紫云英的枝叶翻地之后在土壤的下面腐烂发酵是最为理想的有机肥料。但是农民们也经常采摘紫云英的嫩头做蔬菜食用。农家对农作物都是物尽其用的，农民们从来不花钱买蔬菜，春天的紫云英是他们菜名称为“草头”的最时鲜的蔬菜之一。眼下虽是早春，但是许多紫云英田地里已经有农民在翻耕土地，并及时地灌进了水，开始了春耕的忙碌。

        一路上不时地会迎来一个个零星的小村庄，错落有致的青瓦白墙小屋边流淌着蜿蜒曲折的小河浜，河边绿嫩欲滴的柳树，屋顶袅袅升腾的炊烟，浜底停靠的小船推动着水波有节奏地拍打着河岸……眼前的景色，不由得让人们吟诵起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的诗句“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景致如诗如画让你感觉心旷神怡，留连忘返。

        我插队的生产队就是这样美如仙境的只有28户人家的叫做赵中浜的小村庄。两年来我总算有得这样一块稍许宁静的世外桃源喘口气，修身养息，摆脱和努力去忘却外边如火如荼的烽火硝烟。

        很快我就看到了石湖荡车站。石湖荡镇在松江县的西部，相传元代建有石湖庙，并种植了上海最大的一棵罗汉松，树干胸围六点二零米，号称江南第一松，据说乾隆皇帝下江南时亦曾来观赏巨松，这些传说现已无从考证，但松树的确是有的，在石湖荡镇老街西侧。当地人都称之为古松。古松村、古松公社的地名都是由这棵千年古松而来。对石湖荡的了解也是到农村插队落户以后学习松江的乡土地理时才了解的。虽然多次从石湖荡车站经过，可惜至今还没有去镇上看看，也没有参观过这棵闻名遐尔的千年古松。

        今天我的心情特别好，我一边观赏着沿路美丽的江南乡村美丽的风景，一边想着自己的心事。我离开了我劳动了两年多的生产队，去公社的中学教书，开始了新的生活。那年代农村学校缺少师资，尤其缺乏外语教师，我是作为英语教师补充到公社的教师队伍中去的。两个月教学实践下来，学生很欢迎我，校长和老师们也很喜欢我，我心里当然很高兴啦。我从小就喜欢当老师，现在这个工作正合我的心愿。

        今天我要去见我已经两年多没有见的妈妈，想和妈妈说说自己工作的情况，当然也很想知道妈妈最近的情况。我是托家旺带信给妈妈，妈妈说她那边情况也比较前一阵子有所好转，晚上也有了一个可以独自休息的地方。妈妈说今晚校门值班的是老何伯伯，可以顺利地进出，于是我们母子的见面就定在今晚。

        我从跨塘桥那边的铁路和公路交叉口道路弯下来进入松江城，在一家面店吃碗面，等天黑去学校。

        从跨塘桥、钱泾桥、到包家桥，久违了的一段路，这是松江城西端的一段路，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几乎天天在这里来回，两年多没有走了，好似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只是心里感到很亲切。我的家，松江三中，沿着包家桥走到末端，松江三中的校门呈现在眼前。

        学校早就没有了住读生，星期六的傍晚更是人迹稀少，传达室灯光灰暗，只见老何伯伯面朝校门在看着报纸。我走向前去，向老何伯伯轻轻地打了一声招呼，便进入了校门。老何伯伯向我深情地点了点头，没有任何言语。

        老何伯伯全家和我们有十多年的深厚交情，老何伯伯家在校外，但是与我们家正好窗对窗，中间隔着一条叫做石皮街的只有30来米长的小街。老何伯伯和他的妻子夏富英都是松江三中的工友，和妈妈是天天在学校相处的同事，虽然分工不同，但是相处得很好。我们经常对着窗聊天，他们的三个孩子除了大的儿子早就学徒在外，两个小的与我年龄相仿，我们是小时一起的玩伴。这几年因为他们出身工人，家里没有任何遭殃，比我大两岁的老二还在上海市供电局当年轻的党委书记，但是我们两家还是一如既往友好相处，这些年老何家暗地里悄悄地给了我们许许多多的关心和照顾。

        我们原先的住房在校园的西南角的家属宿舍，我们母子俩的一间有20平方米那么大，很宽敞的。五年前就不让住了。后来妈妈一直随劳改队劳动和生活，住无定所，住所几经搬迁。最近学校给劳改队老师安排了各自的住房，妈妈被安排在原先教工食堂打饭菜的东边的厢房。

        多么熟悉的校园，那道路、那操场、那小桥、那花园，每一个角落都有我童年戏耍的足迹。晚饭后陪伴妈妈散步的景象还清晰在眼前。我几个拐弯，就来到了妈妈的住房前。

        房门虚掩着，透着一丝光来。一定是妈妈知道我要来，正等着我呢。我轻轻地敲了几下门，门开了，“弟弟回来啦”只见妈妈一边开门一边招呼着我。

        “妈妈”我一声呼唤，我们母子紧紧地抱在一起。“妈妈”，我一边叫着妈妈，一边端详着妈妈的脸庞。五十八岁的妈妈显得过于的衰老，满头的白发，脸部的皮肤不再嫩滑,出现了许多皱纹，还有许多淡褐色的老年斑点，这是以前没有的，可是妈妈的精神很好，眼光显示出很有力，腰板也很挺直。

        “弟弟坐下来，让妈妈仔细看看”妈妈一边说，一边把我从门口拉进里边的小屋。

        昏暗的灯光下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间只有8平方米的狭长的房间，前4平方米一小间妈妈放了我们家的一个大床，床几乎占据了全部的面积，人坐在床沿上脸就对着墙，后4平方米的一小间妈妈放了一个方台，一边靠墙，三边放着三张椅子。一只砸坏了五斗衣橱靠着另一边墙，里边堆放着妈妈一些衣物。因为没有其他的摆设和家具，所以人还能在这豆腐干的房子里转身。

        “房间虽然很狭窄，但是总算有了一个住处。只是这一小间的房顶是不密封的，是四栋墙的屋顶的交汇处，下雨天四根雨落水管子流水的声音哗哗地很清楚，雨大一些，落水管的水就溅落在房间里。有时候树叶也会飘进来。”妈妈手指着房顶还象当年讲解数学题一样思路清晰地向我叙述着。

        原来这是一个很小的夹墙天井，搭了一个平顶，做房间。我看了房间的四周，想象着它的结构。

        房间里放的大床、方台和五斗橱都是我们家原有的家具，上面留着明显的砸抢过的痕迹。家里所有的皮箱都没有了，妈妈一生的积攒和建设的那个家没有了，原先20平方米的房间摆设缩成这样的小间。椅子上搭着一件打着好几个补丁的但是洗得干干净净的深蓝色包衫显然是妈妈以前的一件皮袄的包衫，现在当劳动的衣服穿。脸盆牙刷杯子没有合适的地方放置，只能放在五斗橱上。都是破旧的物品，但是妈妈还保留着当年整理房间的习惯把它们放得整整齐齐。一切物品是那么的眼熟，我的情绪突然显得十分忧郁，低沉。

        “妈妈，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我关切地询问妈妈。

        外面有许多关于妈妈的传说，据说有一次几个造反派在学校食堂前的一条小河边要妈妈走下去，妈妈刚走到近深水处，被食堂工作的阿唐师傅制止住，救了上来。

        “前段时期，批斗会的多，也没有什么好斗的，就是外公的老家的几亩地说是我继承的，是地主分子。有的批斗会是一起开的，张校长是叛徒，戴教导是走资派，斗来斗去也就是这些事。这段时间，批斗会不开了，就是劳动。我们劳改队的干活是阿唐师傅负责的，还算好，就是学校里的几块地，种些蔬菜，油菜什么的。老校长陶载良也被他们从南方叫回来参加劳动，每天我们就是捡捡小石块。”妈妈讲得很平淡，没有提那些打人，骂人，逼着下河的事情。

        “那小河浜水深处也能淹没人的”，我禁不住向妈妈提这件事。

        “那天他们要我走下去，我知道他们这样做也是偷偷地干的，他们的头头也是不会允许的，于是我故意拖延时间，不往河中间走，一边我就大叫救命救命，在食堂里的师傅听见了，跑出来说“她不会游泳，眼睛又深度近视，出了人命，你们要吃官司的”，于是就把我拉上来了。妈妈没有告诉我是哪些人这样做的，她说她不想让我与他们结仇，没完没了地结怨下去。

        “其实，许多时候我是自己都不想活了，批斗会也不知道批到哪一年，学校是读书的地方，怎么会有劳改队，哪个朝代有这类事，也不知什么时候结束？但是想到你，想到你还在这个世界上，我不放心啊。我要活下去，我要坚持住。”妈妈一边说一边留下了眼泪。

        这一种生活什么时候能结束，这是那个年代每一个人在想的一个问题，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许多人终于坚持不住，走上了绝路。

        我伸出手来，轻轻抚摸妈妈的手，那双不再是拿粉笔的手，有许多的茧子，干瘪的皮肤起了许多的皱纹，没有一点儿血色。

        两个人就这么沉默着，整个房间的空气似乎凝聚了，象死了人一样的宁静。

        我们很无奈，前几年，为了躲避灾难，上海、苏州、南京、北京，能去的地方都去过了，能找的人也都找过了，实在是这种日子没有一个尽头，在别人家里总不是个事儿。最暴力的那年妈妈算是逃避掉了，后来妈妈决定回来，好歹这是属于她自己的一个家，她说她准备豁出命去拚了，听天由命了。

        回来，妈妈和我是有思想准备的，最坏的都想过了，所以妈妈很冷静地对待眼前发生的事儿，她始终没有后悔回来。

        “乡下的生活能习惯吗？”妈妈打破了房间里的沉闷笑着向我问话。

        “我们知青住在生产队的仓库内，15平方米的房间一分二，半间做卧室，半间做厨房。农民干的活我们都干，工分按妇女的待遇每天8分记。我们吃的稻米是生产队分的，年底一起结算。平时蔬菜农民们会送一些，也可以在生产队划给你的边角地自留地上自己种一些。荤菜，一般在生产大队的代销店买些肉。我们那里离新浜镇较远，松江县城更远，但是离金山县的枫泾镇较近，我们那边农民们在农忙结束后总是去枫泾镇赶集，卖猪，购买日用品。”

        体力劳动是很繁重的，特别是农忙时挑塮（猪粪）挑稻这些重体力活，如果是下雨天，农田泥泞路滑，对于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我，更是苦不堪言。肩膀上的皮磨破了结茧，结了茧又磨破，血粘住了衣服脱不下来。雨天挑着担，滑倒了，浑身的泥水塮水和泪水，爬起来再走。我硬是都挺过来了。但是，这些我都不想告诉妈妈，永远都不想告诉她。

        我平静地向妈妈叙述着农村的生活，妈妈知道我只是挑好的说，妈妈微笑着拉着我的手轻轻地说“都熬过来了，就好”。

        妈妈紧紧握住我的手，握得很紧。从那双温暖的充满柔情的手中，我似乎感受到了她那坚强、炽热的生命力。从我记事起，妈妈一直为我们母子的生存担忧着拼搏着，57年松江一中阴暗的暑假、63年我初中考高中暑期的期待、66年暴风雨来临时的恐惧和冷静……一个女人孤儿寡母地带着一个孩子在狂风暴雨中前进，她要面对风雨，又要护着还幼小的孩子，她心中的苦痛难以名状。今天，妈妈没有因为处境的还很艰难而愁眉苦脸，她却笑得很灿烂，因为她看见自己的孩子已经长大。妈妈的笑让我感觉到我的心灵受到巨大的震撼，我对着望着我出神的妈妈说：“妈妈，谢谢您”。

        “你现在和吴家旺在一个公社插队吗？”妈妈问起了家旺。

        吴家旺是妈妈的学生，66届初三，比我小三岁。去北京串联的时候在同一列火车上认识的。因为是妈妈的学生我们一路上一直在一起，相处的很好。回来之后，家里遭难，我无家可归，找到了家旺。家旺父母和姐姐都是工人，心地善良，收留了我，我就以家旺家为家，一过就是几年。去农村插队时，家旺父母准备了两份衣被行李，和家旺象兄弟一样完全相同的待遇送我下乡。家旺一家对我恩重如山。妈妈两年前就知道我和家旺的关系。

        “不是的，家旺在新五公社，我在新浜公社，是相邻的两个公社。我们下乡是上山下乡办公室决定我们的去向，自己不能选的。在乡下时农闲了，我们就相互走动，我到他那边只需要40多分钟。过春节了，家旺就来邀请我去他家过节，住几天。”

        “以后我们要好好谢谢吴家旺他们一家”妈妈语重心长地说。

        家旺出身好下乡不到两年就抽调上去了，在海运局当海员。家旺天不怕地不怕，他经常去学校打听妈妈的情况，给妈妈和我之间传递一些信息。今晚我等一会儿回去就住在他家。

        “孩子，后来怎么会去公社中学教书的呢？”妈妈很有兴趣地问起我的近况。

        我向妈妈讲述了我的一些故事。在乡下的两年里，我除了天天和社员们一起出工劳动以外，我的业余生活就是学习外语。我是通过一台老式的五灯机电子管收音机听上海广播电台的英语教学节目。队长对我说电费很贵的，一年要四十多元，我一年的工分钱扣除一年的稻米钱只剩八十多元，再扣除电费就没有几个钱了，可是我居然同意了，还是坚持听广播学外语。于是赵中村有个知青傻瓜花大钱学外语的事情传遍了整个公社。公社的书记兼社长杨富泉听说了这事，在一次农忙视察经过赵中村的时候特意召见了我，问了几个问题，据干部们后来说我回答得还算得体，我说我很安心在农村干活，问到将来想干什么，我说将来想上大学。他们说杨书记对我的印象特别好，就向公社中学推荐我去当老师。

        “杨书记待我特别好，有次知青在公社开会，他特意叫我去他办公室，问我在队里有没有困难。去年春节前回松江，我在新浜镇上遇到杨书记，他硬是要我去他家过年。他是松江城西公社的，家里并不富裕，三间五梁的小屋，我在他家住了三天，年初三他要去公社值班，我才随他回松江，再去家旺家一起过年。”

        “还有一件事，听公社教卫组领导说，我刚下乡不久，松江三中的造反派头头到公社来联系，说他们要开我妈妈的批斗会，要带我回松江去参加陪斗，管理知青的公社教卫组不敢作主，请示公社党委，杨书记把他们给顶了回去。杨书记说知青来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有什么问题，告诉我们公社党委，该批判该教育我们贫下中农会给他教育的。来人在新浜镇住了几天，没有结果，怏怏不快地回松江去了。”

        “哦，竟然有这样好的干部啊”，妈妈听了我的叙述很感慨地说。

        “是的，杨书记文化不高，但是他特别喜欢和爱护有文化爱学习的年轻人。”

        “学校的情况怎么样呢？”妈妈很关心学校的情况。

        “学校是一个新建的高中，现在只有高一的学生，老师大多数是年轻的上海市区的大学毕业生。他们每星期回上海一次，星期六回家，星期一上午赶到学校。大家相处得都不错。学校中我的年龄最小，大家都很照顾我的。”

        “业务上要很好的钻研，备课一定要充分，不能以自己的感觉来教学，要根据班级学生具体情况确定自己的教学进度和难度。对学生要和蔼可亲，千万不可态度粗暴和情绪急躁……”

        我凝视着缓缓叮嘱着的妈妈，这些话听上去很熟悉，当年她带教青年教师时就是这么认真的讲述着。尽管来到我们家抄家的是她的学生，领头的还是她上课时一直夸奖的学生，尽管开批判会举着拳头喊着口号的是她的学生，甚至动手打她的还是她经常为他补习功课的学生，她伤心地流泪过，但是她无怨无悔。她从来没有记恨过这些学生，从来不愿意说起曾经让她悲痛欲绝的往事有关的那些学生的名字，她依旧热爱着她从事一辈子的教师工作，她为她的儿子继承她的事业当一名教师感到高兴，她还希望她的儿子能象她一样几十年站好这三尺讲台，问心无愧。

        “站讲台你有合适的衣服吗？”妈妈不放心地问。

        “我有两件外衣可以替换穿，一件是深藏青的卡其布料的中山装，虽是旧一点，但是没有补丁，洗得很干净，另一件是深咖啡颜色的军便装，我用白色布做的，然后染成深咖啡颜色。裤子都是卡其布的。鞋子是这双白跑鞋，刚新买的。”

        我指着身上的衣裤和鞋子告诉妈妈，妈妈满意地点点头。妈妈的神态不仅是对于我身上的衣服还算得体感到满意，更有一层意思是为今天我长大了，不用妈妈操心，自己学会安排自己的事情而感到高兴。我独自在社会上闯荡已经将近五年了，早就学会了自己安排自己的衣食住行，从妈妈母亲般无微不至关怀的羽翼下站立了起来。但是，儿子再怎么长大，在妈妈的眼里，总是一个孩子，一个长不大的孩子。

        “弟弟啊，你现在还没有手表吧，妈妈的那只手表很旧很旧了，他们没有拿走，现在也不能走了，你拿去到钟表店去给看看，能不能修理一下，若还能用的话，先用起来，将来有钱了买一个表，当老师要有一只表，上课控制时间。”妈妈一边说一边从枕头下面拿出她用了几十年的那只长方形的女式表塞在我的中山装的口袋里。

        妈妈又从枕头下面拿出一个手帕包，把里边存放的二十元钱递给我，“弟弟啊，你有工作了，妈妈应该向你表示一下祝贺，可是妈妈现在处境很艰难，没有很多的钱，这二十元你拿着，看看有什么要添置的好有用。”

        “不！”我坚决不收妈妈的钱，“妈妈，你现在每个月只发给你8元，你就不要再省了，这钱你留着自己用！我有钱的，春节分红的钱我还没有用完，现在学校工作工资每个月有30元，虽然平时不能取，要到年底一起结算，但是存在那里总是有着的。”

        可是妈妈不听我说，硬是把钱塞在我的口袋里，还帮我扣好中山装口袋的扣子。

        在学校生活跟生产队过日子不一样，生产队里口袋里没钱照样能过，米、蔬菜都不用现钱，但是学校食堂里三顿饭都要用现钱，分红的钱是不够维持一年学校生活的，我把生产队分的米给农民小兄弟兑换成现金，我又把政府发的布票、油票托农民小兄弟拿到枫泾镇卖掉，换成现金，第一年比较艰苦，等一年的学校工资发给我以后，第二年我就能周转够用了。这一些心酸的事我不想让妈妈知道，因为毕竟从生产队到学校是一个大飞跃，而且我相信会越来越好。

        时间很晚了，我要向妈妈告辞了。

        “孩子啊，好好生活。”妈妈流着泪说。

        “会的，妈妈，我会好好工作好好生活，您自己要保重身体。”

        “放心吧，孩子，妈妈会好好地活着的，妈妈正等着我们母子重新一起生活的日子到来”。

        妈妈相信她的企盼会到来，虽然在这个世界上谁也不知道这一天会在什么时候到来，但是妈妈相信这一天肯定会来到，因为这是妈妈生命的希望，曾经多少次欲哭无泪，万念俱灭，她都挺过来了，支撑她活下来的力量是一个母亲的希望。

        门口，我握住妈妈的手道别：“再见了，妈妈”。

        我转身带上了门，迅速地消失在夜幕之中。

        天色已经很晚了，外边一片漆黑。我不知道是怎么走出校门的，我彷佛耳边一直回响着妈妈的声音，我感觉到口袋里面的带着妈妈体温的暖暖的手表和钱正温暖着我的心。这是早春时节，虽是有一定的寒冷，但是人们相信春天是肯定要到来的。我的步子走得非常坚定，因为我从母亲那里深刻地感受到生命的坚韧、顽强和迫切。